严誉成篇三
我和姜朗是在哪里认识的？巴黎吗？应该是巴黎。我们是在巴黎的一个音乐会上认识的。
我当时住在巴黎，一个很多年没见过的朋友通过微信联系上我，给我打了通电话，和我说他马上就要来巴黎演出。我记得他的样子，还记得他去了美国学小提琴，一毕业就跟着外国交响乐团忙里忙外，满世界跑巡演。
不止他自己，这些年我也很忙。我忙着制定一个个目标，忙着一个个实现它们。
朋友邀请我参加音乐会，说这场音乐会意义重大，是为了纪念911而举办的，到时候不少企业家和慈善机构都会来。我答应了，他问我，你要几张门票？我说，一张就好。他在电话那头笑了，说，你在法国住了多久了？该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吧？
后来我回了国，没多久，他也跟着乐团回到延京。那一次，我要了两张门票。他在电话里笑了声，说，一回国就有伴了？音乐会结束，我去后台找他，他摆弄着小提琴，问我怎么是一个人来的。我说，我本来是要带另一个人来的，但是那个人临时有事，来不了了。他瞪大眼睛看我，说，你真是一个人来的啊？我摇了摇头，说，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在走廊上。朋友半信半疑，走到门边，轻轻拉开一道门缝往外看。我也看了过去，先是看到一双皱巴巴的棕色皮鞋，接着又看到一条旧裤子，再往上是一件领口敞开的衬衫。我看到应然的脸。他侧着身子，失重似的靠着墙，整个人歪歪斜斜地站着。他披着我从家里拿给他的西装外套，看了会儿走廊的尽头，往那边走了。朋友回头看我，问说，他是谁啊？你朋友？同事？还是新交的男朋友啊？
我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忘了。
我遇到姜朗的那天，他也披了一件西装外套。当时乐团在奏马勒第二交响曲，姜朗在我边上打盹，长一些的头发垂下来，像黑色的幕布，擦着衣服晃来晃去。我瞟了眼，他的脖子就藏在那张幕布后面，时隐时现。
一首曲子奏完，他忽然睁开眼睛，凑过来问我：“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他的眼睛很亮，映着整个演奏厅的灯光，整个演奏厅的人。他的眼睛里还有我，穿西装，打领带，轮廓是清晰的，面目却很模糊。
我仔细看着他的脸，摇了摇头：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他撑着脸看我，头发盖住了一边的眼睛和耳朵，低声问着：“我是不是长得很像你认识的人？”
我仍摇头。他笑了：“那你为什么总在看我？”
我愣了愣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笑着说了句：“你这人够奇怪的。”
我说：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他不笑了，挑了挑一边的眉毛，还在看我，还在说话：“这个音乐会也够奇怪的，在巴黎纪念他妈的美国。我买了票来这里睡觉，我也够奇怪的。”
他听上去不算开心，我安慰他：“人是高等动物，复杂有机体，谁都会有奇奇怪怪的一面。”
他掩着嘴笑：“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喝个酒吧？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起喝了酒，吃了饭，之后又一起喝了很多次酒，吃了很多次饭。他告诉我他叫姜朗，姜是姜维的姜，朗是风清月朗的朗。我们住到了一起。他喜欢摇滚乐，我硬着头皮陪他去摇滚音乐节，他喜欢喝咖啡，我从网上给他买咖啡机，买波多黎各的咖啡豆，他在家里自己煮咖啡，从来不会问我怎么不喝。我们第一次去旅行，他想去荷兰看风车，我想了想，说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他也没问什么。
我们去了南美洲。中午的集市上，他用西班牙语和肢体语言同当地人交流，一群人聊得火热，有说有笑。他笑得肩膀直颤，头发一直在肩上擦来擦去。我举起了相机。
快门声响起来，嚓，嚓，一声，两声。姜朗随即鑽出人群，找到我，说：“你不是在挑冰箱贴吗？怎么还有空看我？”
我摸着相机说：“我是在拍你。”
姜朗把稍长些的头发别在耳后，笑了起来：“你通过相机拍我，镜头不就是你的眼睛吗？”
风吹过来，一群灰色的鸟从我们头顶飞过，集市棚顶的红布在风里翻动，呜呜的响。阳光透过木头棚架的缝隙漏下来，洒在姜朗的脸上，他眨眨眼睛，眼皮呈现出一种浓稠的橘色。
我拍了许多姜朗的照片，把它们都冲洗出来，放在了抽屉里。我们从那些照片里挑了几张出来，贴在吧檯的冰箱上。一些朋友来家里喝酒，看到冰箱上的照片都会笑，调侃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简直好得不像话了。他们走后，姜朗会点上一支菸，咬着它叹息，说，感情怎么会有一直呢？
我和姜朗一起生活了两年，他经常说我是一个喜欢怀念的人。于是我换了新的房子，新的车，还变得敢于尝试每家饭店推出的新品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家餐厅点了菜单上写的春季新品，服务生端上来一盘绿油油的蜗牛，我鼓起勇气吃了一口，他在我对面笑个不停。
可他笑过了，仍然叹气。他说，严誉成啊，怀念不是什么缺点。他还说，怀念和怀旧也不是一个意思，你理解错了。
我始终没能理解他的意思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。
秋天，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，晚上，人很多，姜朗坐去了我对面。我隔着篝火看他，看到木头上的火星跳得很高，几乎跳到了他眉毛边上，闪粉一样点缀着他的脸。他的眼睛里映着雾一样的夜色和一团火光，却因为明亮而显得哀伤。人们站起来，成双成对地跳舞，把脸贴在一起欢笑，亲吻。四周的座位很快空了，姜朗走过来，坐下了。他问我：“篝火不好看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”
我指了指他的头发，说：“你离篝火太近了，我怕你烧到头发。”
姜朗抬头看夜空。那晚的天气不好，云层很厚，一颗星星都没有。他只好又转过脸看着我，叹了声：“你一直看我，看不腻吗？”
喜欢一个人是会腻的吗？会腻的话人们为什么要相爱，为什么要结婚？人们为什么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守着另一个人？
我问姜朗：“为什么会腻？”
“因为没有新鲜感了，没有新鲜感就相看两相厌了，再好看的人都难免面目可憎。”
看来我永远搞不懂爱这回事。我说：“会吗？”
姜朗弓着背，扶着额头，轻轻地说话，轻轻地笑：“这不就是婚姻吗？”
我点燃一支菸，夹住它，把它举高了，看着烟雾一点一点躲进夜色深处。我问：“你想结婚吗？”
姜朗又笑：“想啊。”他说，“我想和你结婚，你愿意吗？”
我咬住香菸，说：“愿意啊，当然愿意。”我补了句，“十万个愿意。”
姜朗伸手推了我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回答得这么快，你太假了。”
我咬着那支菸，急着说话，急着辩驳，灰白的烟雾到处乱喷。我说：“我说真的。”
姜朗再度叹息：“算了算了，你这个人最真的时候，就是看着我，什么话也不说的时候。”
我听得很挫败，也叹了声：“你真的很敏锐，我每次看你都会被你发现。”
姜朗对我笑笑，伸手去摸自己的口袋，接着也点了支菸。他吸了口菸，低头把烟雾喷到地上，说：“你以为你是狮子看着猎物，猎物不知道，其实你是牧羊人看着羊群，羊群里的每隻羊都感受得到。”
我无奈：“我当然不是动物。”
姜朗笑着说：“你以为牧羊人就很高尚，不兇残吗？牧羊人养羊是为了从羊身上得到可以充飢的奶和肉，得到让自己保暖的羊毛。牧羊人通过羊来满足自己的食慾，物慾，到头来，每隻羊还是会死。”
我往地上弹菸灰。我说：“你把我讲得好冷血，好可怕。”
姜朗吐出一口烟雾，笑得更轻了：“爱你才比较可怕。”
我们分开的那天，姜朗伸手摸我的脸，手腕轻轻擦过我的鼻尖，笑了。他和我说，严誉成，我终于不用怕了。
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我搞不清楚。但是他看我的眼神，和我说的话，都让我想到让·科克託的电影，《可怕的父母》。父母是可怕的，确实可怕，我知道。可是没人告诉过我，爱情更可怕。
我会成为可怕的父母吗？我会成为某个可怕的爱情故事的主角吗？如果我真的爱上一个人，他也会因为我的爱而变得可怕吗？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没有极限的爱是不是也很可怕？
这些我都没想过。这些我都不知道。
姜朗在门边和我拥抱，我闻到他身上雨一样的味道，像我以前看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他和应然是一类人。他们是动态的，是一个在世上不停流动的谜，他们全要离开我，全要往海的深处走。
姜朗松开了我，我递给他香菸，他不要。我只好收回手，自己咬住那根菸。他看着我，说：“从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用这个旧打火机。”接着，他笑笑，说，“走了啊。”
我当时很想问他，这到底是怀念还是怀旧？可是算了，真的算了，我还是闭上嘴，一个人去寻找答案吧。
我想，他说的怀念是可能一口井，埋伏在我的必经之路上，井下很深，深不见底。我走着走着，还没看清就掉了下去。我的身上没有火，没有绳子，我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四周都是黑的，我困在井下，没办法逃出来，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天空，我二十多年的人生就都在这口黑灯瞎火的井里度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
但是我到底在怀念什么？又是谁害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一直困在那口井里的？
我没有可以求助的人，只好向我的回忆求助。我的回忆是一座照相馆，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製相框，相框里是一张张照片，有些是风景，有些是动物，有些是人。母亲，父亲，范亭，姜朗，亚瑟，路天寧，还有那个想不起名字的伊朗人，他们全在我的相框里，做着不同的表情，摆着不同的姿势。但那里面没有应然。他不在任何一个相框里，他躲在相框的背面，用手指敲击那些相框，像马修·麦康纳那样。他藏在一个我看不到他，也抓不到他的地方，沉迷于他的破坏游戏，捣他的乱。我听到从回忆里传来的声音，一直咚咚的响，像是有人在凿我的胸口，我的心脏。他一直敲击那些相框，一直破坏我的照相馆，弄得地上到处都是木头碎屑。我想要赶走他。
我失败了。我赶不走他。
我收起姜朗留给我的相机，不再拍照了。
女主持人试着叫了声我的名字，和我说话：“我刚刚说的话您听到了吗？是不是外面的雨声太大了？”
我眨眨眼睛，说：“你刚刚说到我们的一支广告。”
女主持人点点头：“一支很成功的红酒广告。”